梁希的人文林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发布时间:2019-03-25浏览次数:3文章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文字:摄影:责编:审核:

梁希的人文林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胡运宏

    摘 要:新中国林业开拓者梁希受环境熏陶,成就文人特质,在人文林学如森林哲学、森林文学、林业教育学、林业管理学等诸领域均有建树,成就斐然。梁希大声疾呼绿色全中国,是“美丽中国”的思想先驱;其人文林学思想呼应了我国现代林业生态文化建设的需要,为理工科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建设思路,也为广大科研工作者自身发展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梁希;人文林学;美丽中国

梁希(1883—1958年),浙江湖州人,著名林学家,新中国首任林垦部长、林业部长,中国现代林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林业建设的奠基人,也是当代中国人文林学的先驱。近些年来,随着全球环境与资源问题日益恶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在生态建设的首要地位越来越凸显,人们不再局限于在自然科学层面上研究森林,而是进而将森林视为人类的审美对象和生存家园,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重新审视和认识森林。从自然科学层面研究森林,不妨称之为自然林学,这也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林学;从人文社会科学会角度研究森林,则可称之为人文林学。梁希先生可谓此等创造的先行者,他曾说过:“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林学的两个方面:“林人”指向自然林学,“艺人”则指向人文林学。梁希自幼受国学熏陶,青年又立志科学救国、投身林科,可谓既是“林人”,又是“艺人”,完美地体现了自然林学与人文林学的交融。

     一、梁希人文林学思想的背景渊源

梁希的家乡浙江湖州,北靠太湖,南临莫干、天目二山,山水清丽、环境优美,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之称,历代人文荟萃,代有才人出,“由汉代至清代,正史立传者有285人”,堪称东南文化望郡。梁希的出生地双林镇,亦是我国驰名中外的文化古镇,早在汉唐时期就是一座古老的村落,明永乐三年(1405)建镇,后渐成江南大镇。明清时期,双林镇“亭台相望,殿宇嵯峨,津梁几百十带,居人三四千户,高门鳞次,甲第云连。”该镇不仅商贾云集,也是人文佳地,镇上文化水平较高,人们以亦农亦儒、亦贾亦儒为家训,教育事业十分发达,当地“士族子弟五六岁上学(或延师,或附读,各视力之所及,商贾农工有志读书者,亦如此),诹日请介,执贽拜师,先设茶果糕粽,馈师及同学。十数岁能文,应童试”。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梁希家族乃湖州双林镇名门望族。先祖梁友隆以贸易起家,勤敏笃实,有长厚之风。至其祖父梁湘、伯祖梁沅一代,始以儒行立家。湘、沅二人同授业于双林镇名儒蔡蓉升(雪樵),颇有文名,有“双丁二陆”之誉,晚年又同受朝廷“重游泮水”匾,为时人所羡赞。梁希祖父梁湘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考中副贡,以办团练出力,议叙直隶州州判,不久就职教谕,以授徒教书为业,舌耕六十余年,主讲于蓉湖书院,教育生员凡数百人,为双林镇名儒。梁希父亲梁枚,九岁应童子试,有“神童”之称,光绪三年(187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任江苏宝应知县,后晋升直隶州知州,不幸英年早逝,著有《颐轩诗文草》。梁希幼年丧父,由其长兄梁煜负责在私塾启蒙,稍后就学于双林镇著名的蓉湖书院。蓉湖书院创办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为双林镇第一所书院,由梁希祖父梁湘、伯祖梁沅,与双林镇其他名儒如蔡蓉升、李宗莲等11人共同筹办创建。古代书院的课程与地方官学、国子监的课程设置相近,以传统的四书五经为主,双林蓉湖书院当亦不例外。就读于蓉湖书院的梁希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此学业精进,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时年16岁)考中秀才,有“两浙才子”之美誉。

总之,湖州双林良好的人文环境、梁家淳厚的家学家风、书院严整的旧学教育,为梁希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也造就了他的文人特质。最能体现梁希文人特质的是他的诗词。曾经有人评价说:“梁希不成为林学家,也会成为诗人。不,梁希既是林学家,又是诗人。”梁希一生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可惜很多都丢失了,现存的少部分诗词,经人收集整理,共有130多首,其中不乏珍品。例如,《秦岭林场晓起》诗:“荒村数户邻,花露挹清晨,犬吠初来客,禽呼未起人。林深山色秀,滩浅水痕新,细草微风里,高秋似仲春。”用清新自然的笔调,描绘了一幅高秋清晨,秦岭林场犬吠鸟鸣、水清林秀的美景图,读来初觉平淡无奇,实则诗意盎然、意境悠远。

      二、梁希人文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深厚的人文底蕴,为梁希在人文林学上取得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希的人文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森林哲学、森林文学、林业管理学、林业教育学四个方面。

    (一)森林哲学

主要体现在《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一文中。这篇文章为梁希于1941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所写,以读书笔记的形式,用笔名“一丁”发表于《群众》周刊第六卷五、六期。梁希所学习的唯物论有三个基本观点: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意识的来源,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自然界和自然界的规律完全是可以认识的。辩证法有五个基本观点: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自然界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发展是对立物的斗争(对立统一律);由量到质的变化(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根据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梁希以此来观察、思考森林,形成了他的森林哲学观(表1)。

表1 梁希森林哲学观

梁希做此文时,正值抗战时期,他所任职的中央大学森林系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梁希听闻后悲愤不已,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因此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这篇以林学家的知识背景,用唯物论、辩证法为视角考察森林的哲学随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文。文章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在森林(林学)这一事物中的体现,更是以森林作为“物质”和“存在”的哲学思考。古往今来的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将森林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篇文章可视为我国森林哲学之滥觞。

     (二)森林文学

森林文学即以“森林”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梁希的森林文学首先体现在他的古诗词之中。现存的梁希诗词中最早的“森林”诗是《赠森林系五毕业同学》:“一树青松一少年,葱葱五木碧连天,和烟织就森林字,写在巴山山那边。”该诗作于1941年5月的重庆,时值中央大学森林系一九四一届江良游、黄中立等五名学生毕业。在诗中,梁希把五位同学比喻成五棵青松,五“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之中蕴含了梁希对学生殷切的希望和深厚的感情。梁希还有一些诗篇直接描写或赞美树木、森林和美景,如《龙泉驿》、《下青城山》、《凌云山》、《九老洞珙桐》、《阿里山观云海》、《阿里山神木》、《阿里山三代木》、《防风林》、《宿四重溪》、《太平山招待所即景》、《下山》、《花苏公路三绝》、《木瓜山》、《宝鸡渭河大桥晚眺》、《秦岭林场晓起》、《牧童》等诗。以《九老洞珙桐》为例:

赢得珙桐宠若惊,王孙芳草太多情,

不然树海茫茫里,哪有游人说到卿。

珙桐是我国特有的第三纪孑遗植物,属国家一级珍稀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由于受古冰川侵袭,几尽灭绝,唯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深山峻岭中存有孑遗。相传珙桐之前不为人所注重,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赏识其花后,用飞机运到美国,所以国内外都闻名了。作为林学家的梁希,对名扬天下的珙桐树自然格外亲切,对罗斯福公子赏花的故事也应熟悉,于是在看到这棵珙桐树时,做了这首《九老洞珙桐》诗。诗中用一个“卿”字指称珙桐,喜爱之情,溢于诗间。

1948年,梁希到台湾考察林业,在溪头见到曾经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河合、本多、川濑、右田等人手植的杉树,感慨万千,赋诗三首,其中一首为:“婆娑杉木向天参,手泽长留海客谈,叹息琅玡道旁柳,树犹如此我何堪。”时年65岁的梁希,看到自己青年时期的老师们手植的杉木已高参青天,再联想到《世说新语》中桓温所感慨的琅玡柳,于是生发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千古同感。

梁希还在诗中表达了对砍树毁林的反对与感慨。如《烧荒》诗:“百载乔林一炬红,三年田作又成空,老农他去觅新地,烧到山荒人更穷。”非常直接地反对毁林烧荒为田,指出这种行为不仅毁坏森林,而且等山林烧光农户只会更加贫困。《伐木》诗中“莫枉伤乔木,嘤嘤鸟在呼”,更是表达了对砍树者的控诉。

梁希的森林文学,还散见于一些文章之中。如“斧斤不尽山林劫,天地无私草木春”之句,表达了梁希对森林、对大自然的无限感激与热爱。在《这一次的春季造林》中,梁希曾这样写道:

一山之计在于林,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替我们带来了活泼的生命,是万象由旧而新,由死而生,由黄而青,表示着无限的前程。它不象冬天一样的冷酷、消沉、肃杀、凋零。它送给大自然界的,是谷雨和清明,是嘉露和甘霖,是生物的欣欣向荣。

这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的《中国林业》第一卷第一期,是梁希任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长后的工作计划,能将工作计划写得如此的文笔生动,梁希先生的文学造诣可见一斑。

     (三)林业法政学和林业(经济)管理学

林业法政学研究林业政策、林业法规及其在林业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应用;林业管理学则研究对涉及到林业各项社会活动的合理组织,其中又以林业经济管理为主。简单来说,林业法政学研究政治(行政)方面的林业管理,林业经济管理学研究经济方面的林业管理,两者在今天看来是所有区分的,但是在梁希所处的时代,两者都是对林业的管理,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因此本文将其放在一起探讨。

梁希非常重视林业的管理,曾经形象地把中国林业比喻成“一个无衣无食无业无纪律无教育的野孩子”,林业管理(梁希称之为“林政”),就在于教育这野孩子,“要他懂规则,守纪律,不乱发展,不自暴弃,扶他走上正轨”。那么,林业管理的实施者是谁?梁希认为不能专归商人经营,也不能专靠老百姓务农之余顺便干干,更不能和垦殖园艺混为一谈,“要独立,要专管,丝毫苟且不得”,总之,政府要负起责任来。但由于林业是见效不速的事业,在旧中国长期以来少有问津,“前人不肯种树留给今人,今人又不肯种树留给后人”,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政府能够在计划农业经费时,能够划出一笔经费来整顿山林。当然,在旧中国,作为一介书生的梁希,其美好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1929年,梁希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时,受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程振钧之邀,兼任建设厅技正(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工程师)。他历时半年,调查浙江全省林业概况,足迹遍及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并就杭嘉湖地区的林业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在杭州、湖州的河流上游,建立东天目林场、于潜林场和西湖林场三个林场,并对设置东天目林场的理由、场地、交通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并针对当时官私土地矛盾和国营林场力量薄弱的问题,提出了公家直接经营、督促民间经营、民地官营、指导民间合作等四种营林方式。这些林业经营管理的设想,在当时非常具有创造性,今天看来也不失其指导意义。

1948年,梁希受台湾省林业部门邀请到台考察林业。他历时六周,足迹遍布全岛,离台前,发表了《台湾林业视察后之管见》一文。从森林资源状况、林业经营、保林护林、樟树造林、特种林木之培养、木材节约、废材利用等七个方面,详尽地对台湾省林业经营管理进行了阐释,提出了发展台湾林业的构想与建议。他指出:“应有一最合理之经营系统,则林木生长可以增进,经济价值可以提高,恒续作业可以保持,俾该事业得以发展,经济足以繁荣。”因此,他提出要编制预算,“铁定的款”,使台湾林业施业案“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从选择树种、造林方针、森林抚育、木材砍伐等各个管理方面,提出了促进台湾林业发展的方向。

如果说对浙江杭嘉湖地区和台湾省林业的建议,是梁希以学者的身份向当政者提出的理论上的林业管理思想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梁希担任共和国首任林业部长后,这些林业管理思想才真正得以付诸施行,同时在实践过程之中,又逐步完善发展。1949年12月,梁希基于当时中国森林状况,提出林业工作的总方针:“以普遍护林为主,同时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走群众路线进行造林”。经过一年多的实践,1951年他将其调整为:“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与利用。”同时还提出林业建设的四大任务:护林,造林,森林经理,森林利用。使林业管理在护林、造林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森林经理、森林利用,内容上变得更加丰富和完整。1954年,他的林业管理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林业”,采取5项管理措施:(1)对国有林逐步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2)营造用材林;(3)营造水源林和防护林;(4)开发新林区;(5)划分经济区。较之于之前的方针,可以看出,这时的梁希对中国林业发展已经有了相当深刻认识。护林,从一个笼统的概念,发展到有针对性地对国有林区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造林,开始有意识地将用材林和生态林的营造分别对待;同时,还提出将“宜农、宜林、宜牧地区,大体上加以划分”,不再理想化地一味强调造林,而是因地制宜地造林,使林业决策管理更加科学化。梁希在建国初期对我国林业的宏观决策管理和实践,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林业教育学

梁希主张将林业及林业教育从农业和农业教育中分离出来。长期以来,中国的林业隶属于农业,大学里的森林系也一般放置于农学院之中,对比“欧洲各国,林与农各自为政,各自为学,分道扬镳,并行不悖;流及美国,制亦略同。统属于政府,未必统属于农部,直隶于大学,未必直隶于农科也”,中国林业大都与农业合并,“合并固为为非也,而流弊为附庸,附庸犹未为损也,而流弊为骈枝,骈枝仍未为害也,又不敢灭,灭则惊天动地而扰六亲,此中国近数年来林业教育林业实验林业行政之所以陷于不生不死之状态也”。梁希对这种状况殊为不满,积极谋求林业独立发展,林业教育自立门户,“林业应该有自己的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成立了专门的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林业得以与农业分离。梁希和林业部又积极筹建,于1952年合并一些大学的森林系,成立了北京、南京、东北三所林学院。从此,梁希的夙愿终于实现,中国林业教育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梁希作为长期在大学任教的林科教师,在林业教育和科研上,更是成绩斐然。1916年,梁希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不久,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职,从此开始了他的林业教育生涯,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由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名)、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直至1949年被任命为新中国林垦部部长,前后长达30余年,培养了一批批的林业专门人才。期间,他讲授的课程有《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学》、《木材学》等;还编写了许多讲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花一生心血编写的《林产制造化学》。这是一本60多万字的教科书,初稿早在1930年代就已完成,代表了当时中国林产制造化学的最高水平,梁希生前对其屡次增补、完善,直到他去世多年后的1983年才由其学生整理出版。该著内容充实,体例严密,为我国林产化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梁希林业教育学思想,还体现在对林业的宣传和普及教育上。早在民国时期,梁希针对当时政府官营林场与地方乡民的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在加强林场行政管理的同时,要兼顾对民众的教育:“或开贫民学校,或设半日学校,或巡回演讲,或开会讨论,使农民得浅近智识,受相当教育,其子弟因此而起爱林之思,其父老亦因此减去畏官积习,如是,则森林非独易于造,且易于保护矣。”他主张通过教育,让乡民子弟产生爱林之心,从而更有利于造林、护林开展。新中国成立后,梁希将群众路线视为林业发展的“一条光明的大道”,更加注重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他说:“必须广泛进行宣传教育,使政策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我们每个林业工作者都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技术指导者”。1955年,梁希到浙江考察林业,看到许多地方滥垦山林,一些农民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农民不了解森林重要性时,还一度感慨地指出“要做更多更深入的发展林业的宣传教育工作”

       三、梁希人文林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国家层面:梁希大声疾呼绿色全中国,是“美丽中国”的思想先驱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资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瓶颈。新世纪以来,党多次将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建设生态文明,写入执政兴国的纲要之中。2012年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郑重提出了“美丽中国”概念。我们认为,建设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美丽中国”,首先应该拥有一个“山清、水秀、天碧、地绿、海蓝”的生态环境,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人类文明繁荣延续的基本物质前提,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保持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观整部《梁希文集》,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梁希对绿化的渴望和对美丽中国的憧憬,他说:“要绿化村庄,绿化道路,绿化河岸,绿化城市。要绿化中国的山,从而绿化中国的水。”1951年,梁希站在政治高度指出,如果红色的共产主义先行到来,而绿色的山林还没见到,这是“极不协调的”,因此“红色的中国,也必须有绿色的山林来配合”。当年“红色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向往,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迈入生态文明的中国。梁希曾经这样描绘中国的未来:“山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水汇流的黄海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这里的“青山”、“绿水”、“碧海”,不正是一幅“美丽中国”的愿景图吗?梁希曾经有句名言:“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这是梁希的梦,也是林业人的梦,是今天的美丽中国梦。

     (二)社会层面:梁希人文林学思想呼应了我国现代林业繁荣的生态文化建设的需要

林业作为一种社会行业,在生态安全和环境问题受到重视的大背景下,它在国民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林业建设的任务和内容不断丰富。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指出我国林业建设的任务,是到2050年“建成比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从此,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现代林业时期,建设内容由单纯的、满足木材需求的林业产业体系,增加了更为重要的、满足生态需求的林业生态体系。2007年,在全国林业宣传工作会议上,国家林业局又提出了建设繁荣的生态文化的任务。林业建设的内容进一步扩充为林业产业、林业生态和生态文化三大体系。时至今日,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都有较明确的建设框架和标准,但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的内容,仍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我们认为,梁希的人文林学思想从基础理论角度,呼应了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需要。目前,有学者尝试构建的生态文化体系,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其中生态精神文化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科技、生态教育、生态传媒、生态文艺、生态美学文化等要素。梁希的人文林学思想所触及到的森林哲学、森林文学、森林美学、林业教育等内容,正与这些要素相符而共通。

     (三)高校层面:梁希人文林学思想能为理工科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建设思路

哲学社会科学集中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理论素养、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是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促进思想创新的重要阵地,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因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国家《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的出台,我国大学正在进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和大繁荣阶段,传统的理工科高校也迎来一次学科发展、调整和优化的机遇。但是,理工科高校如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存在一些问题:要么依旧重理轻文,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从而坐失良机;要么贪多求全,把学科门类齐全当作综合性大学标志,缺少优势和特色。如何既能抓住时代机遇,又能保持学科特色,是理工科高校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的问题。梁希人文林学思想能为此提供建设思路,以林业高校为例,传统学科除了农林经济管理为涉文学科外,其余优势或特色学科如林学、林业工程、生态学、风景园林学等均为理工学科,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话,一些既属哲学社会科学,又有鲜明的“林科”特色的学科,如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森林文学、林业史、森林旅游、林政学、环境艺术等等均是可以考虑的内容。

     (四)个人层面:梁希的人文林学思想能为科研工作者自身发展提供启示

梁希是一名林业科学家,但是他的成就又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这得益于他幼年受传统国学教育,青年负笈海外,求学日、德研习林科,打下学贯中西、文理兼通基础的教育经历。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重理轻文、高度专业化的特点,培养出的科研工作者不仅文理不能兼通,甚至相同学科内部的不同专业方向,也是隔行如隔山,很难互相透彻讨论、理解和交流。重视理工科,固然能够满足社会的特定需求,造就大量的专门技术人才,学术高度专业化也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科学知识越来越分化的基本趋势,但这也使得一些科研工作者的人文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单调,学术视野狭窄,科研成果单薄。这些年,教育界大力倡导“通识教育”,也是对这一现状的一种反省。科研工作者自身也应该加强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拓宽学术视野,文科学者掌握基本的理工科知识,理工科学者加强人文社科素养,从而让学术成果更加坚实宽厚。

[作者单位:胡运宏,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朱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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