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回忆录是由南京林业大学校长办公室原副主任王正和校综合档案室主任钱一群在杨致平老院长口述历史资料基础上整理而成,成稿时间为2007年10月。
前 言
我1937年参加革命,1984年离休,在工作岗位上近半个世纪。我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亲身经历了社会的伟大变革和一些重大事件。工作中有顺境时的欢乐,有逆境时的苦闷,可说,人生曲折,多彩丰富。本来我没有写个人历史的打算,一方面缺乏日记资料,另一方面现在年龄大了,写字很困难,只是在有些单位出于对纪念性文章的需要,也曾提供些片段文字材料。前几年有病住院期间,恰遇一位百岁的老战友,写了一本回忆录送我,他也鼓励我写些东西留下,我心略有所动。同时,我也想把自己的历史,整理成文,留给子孙,使他们了解我的过去,希望他们继承老一辈的革命意志,听党的话,热爱祖国,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长期在学校工作,对学校的一草一木怀有深厚的感情,也想把工作中的点滴写出来,作为校史的补充。今年初,陈景欢书记、余世袁校长来看望我,我提了这一些想法,他们说写,我们支持你。但我很犹豫,担心给组织和同志添麻烦。有鉴于此,在领导的支持,家人的配合和王正、钱一群等同志们的帮助下,以过去片段文字材料做基础,再加以口述笔录,初步完成了这本比较系统的个人历史回忆录。由于我的记忆力大减,精力有限,有些事情难以详述,但基本反映了我的历史情况。在这里我向坚持我、关心我、帮助我完成回忆录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我的童年
公元1913年阴历正月初一,我出生在河南省济源邵原镇。
家乡济源历史悠久,地处豫西北山区,居黄河以北,豫、晋交界处,群山环抱,其中王屋山就横跨济源市(县)境。邵原是王屋县的中心,王屋县东起秦岭封门口,西至垣曲邓家庄,背倚太行、王屋,面临黄河天堑,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上古时代,炎、黄、蚩尤部落征战不息;春秋战国时期,齐晋抗衡、争夺频繁;岳飞部将领曾在那里列阵大败金兵;李自成义军曾在此借冰桥强渡黄河;捻军也曾数次在那里与清军恶战……。王屋山也因《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而出名。其顶峰天坛峰因黄帝设坛祭天而与轩辕氏一同名传天下,千百年来,万民齐祷,香火不断,寻根拜祖者,络绎不绝。
我家原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土改时划为上中农,后改为中农。父亲是一位前清时期的落第秀才,当过私塾先生,在杨家宗族中颇有声望。母亲勤劳操持家务,家中有几亩薄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家庭经济虽不富裕,但封建礼教却很森严。
我八岁入私塾,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儒家启蒙读物,认识了许多字,因只是背诵,并不了解其义。在私塾读了五年,以后又上了两年高等小学,那时叫做新式学堂,因读的是白话文,内容也容易理解,感觉很有兴趣。
记得在我十二、三那年,因受五四运动后进步思想的影响,就有了一些进步的行为,在我家乡王屋山下的邵原镇有一座大庙,庙里有四个大罗汉,一次,为破除迷信男女平等解放思想,我将庙里的一个大罗汉打破了,父亲非常生气,大发雷霆,说我大逆不道,为此竟把我禁闭了七天,还不给饭吃,这件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二、走上革命路
我从小被过继给四叔叔和婶母为子。十六岁那年,为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我离家出走,在舅父与婶母的支持下,步行170余里,途经济源县城,前往怀庆府(现为沁阳市),进入省立第五职业学校就读蚕桑专业。三年届满毕业后,于1931年7月,考入河南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高师),入学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不久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全国民众抗日爱国情绪高涨。在同室同学魏毅生的进步思想影响下,我倾向于革命,阅读了《母亲》、《石炭王》及李达著的《现代社会学》等一些进步书籍,我从那时起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1932年3月,魏毅生因被查出是共产党员而不幸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学校当局对我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学校的训导主任还找我个别进行了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当时,在辉县任教育局局长的薛玉芳(与我同乡,时为中共地下党员)是我的一个相识,他见我处境不好,就积极帮我出主意,教我向学校提出申请休学,并且通过他的关系,介绍我回到本县训掌村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地下党组织的所在地。1932年冬,地下党巡视员党继新回乡后,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杀害,并在城门楼上悬尸示众。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我于1933年8月回到百泉师范学校复学就读。在这期间,教授“乡村教育学”的戴自俺老师的“教育救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
1935年春,我从师范学校毕业,经戴自俺老师联系前往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实习,又于6、7月份到无锡教育学院进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棚户教育”,教学生养殖技术。在这期间,正遇南京金陵大学农专招生,我报考并被录取。但由于经费来源困难,只读了两个月,无法继续学习下去,我便写信与薛玉芳联系,他邀我回到了由薛玉芳本人任校长的济源县私立济贫工读中学任教,兼做蚕桑技术工作。那时,国民党县政府对私立学校采取不公正做法,使我产生了不满情绪,由于说话不谨慎,引起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称我是不稳定分子,勒令学校把我辞退。我被迫流浪豫东,后在太康县找到棉花改进所所长鲁从周(我在职业学校就读时任职业学校校长),他安排我在改进所当了一名杂工。
同年11月,我从报上获悉,我的一个要好的老师—原百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黄仁俊老师,当上了省立洛阳第四农本局局长,我当即前去投奔,他收留了我并安排我在洛阳西部谷水棉花试验厂从事技术工作。1937年春,经人介绍,我利用业余时间到洛阳中学听吴芝圃老师的国文课(后才知道,吴芝圃先生当时是中共豫西特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委书记)。这时,正值“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发生不久,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在吴老师的团结抗日的思想教育影响下,我经赵文甫同志(百泉师范学校校友,解放后曾任河南省省长)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分给我的任务是担任地下交通,负责送信。当时,我有一个堂侄杨令图在新安县任房产管理局局长,由于有这个关系作掩护,领导安排我负责为地下党组织传递信件,现在回想起来,我前后送了五次信,而且都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经常在我们那里狂轰滥炸,洛阳市各单位人员被迫疏散,我与几位同事同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济源县邵源镇。当时回邵源镇的想法是准备参加地方上的枪会,通过打游击与敌人进行周旋。父亲怕我出事,给我娶了妻,想以此逼我留在家里。我当时一心只想革命,拿了老婆陪嫁的十多块钱,连夜出走,第二天上午到新安县,参加了在县城组织的青年北上抗日队,绕道经豫西潼关,渡黄河,沿山西同蒲路北上,找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热情地介绍我们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解放大学学习。我在那里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和抗日理论文章,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可惜,入学不到三个月,太原、运城失守,学校无法继续在当地办下去,只好转移。在杨献珍老师的带领下,我与20多名学员渡黄河、经陕西汉城北上,步行一个多月,于1937年底到达革命根据地延安。从此,作为一名正式的革命战士,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