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抗大”转战南北
1938年初,春节过后,我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四期四大队一中队,队长是洪学智(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我被指派担任一班班长。是年4月,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我又被指派担任了党小组组长。同年10月,学习期满,学校原准备把我派往马列学院继续深造,后因学校需要,留在“抗大”五大队任教育干事,并担任支部宣委。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边区的封锁。党中央决定抗大本校与陕北公学本校转移到晋东南的敌人后方坚持办学。1939年秋,我随抗大总校东迁,途径陕西、山西25个县的广大地区,渡黄河天险,涉过水流湍急的汾河,滹沱河,翻越吕梁山的崇山峻岭,穿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时,一天跑150里。在行军中,我还担任二大队收容组组长,帮助体弱的同志不掉队。在行军通过太原以北的磨庄、豆罗一带同蒲路封锁线时,由于敌人把路标毁坏,导致我们方向不明,不幸落入敌人的窠穴,我们有5个人被俘。在敌人把我们押往太原的火车上,我们5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乘机跳下火车,才逃出虎口。步行4、5天先到达五台山找到部队,随部队行军半个月到达位于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省灵寺县陈庄抗大二分校驻地。
1940年2、3月,我随总校迁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休整。4月9日,我被总校抽调参加华中派遣大队,由刘清明大队长与李干辉政委率领,随黄克诚部队南下,于6月到达豫皖苏地区的安徽涡阳麻冢集抗大四分校所在地。经组织分配,我在抗大四分校任一中队政治教员。11月,抗大四分校二期开学,我在一中队担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
1941年初,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以20的兵力,由南往北进攻豫皖苏边区。5月1日,分校按师部指示,向淮上地区转移,通过宿蒙公路穿越日伪军封锁线,转移到蒙城东北苗庄西南一带。这时,因情况不明,与友邻的十一旅骑兵连没有联系上。即于2日晚返回苗庄。3日清晨,突然发现国民党两个骑兵团正渡涡河向苗庄方向逼近,形势十分危急。教育长刘清明从全局考虑,指派第一梯队一中队担任阻击任务,以掩护直属队和女生队转移。第一中队有120名学员,是由营、连干部组成的军事队,其中15名红军同志,在武器差、弹药缺的情况下,勇敢战斗。在激战中,同志们坚定沉着,表现了高度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与敌骑展开了村战和巷战,激战了一个小时后,一中队伤亡很大。一中队队长原是西北军过来的一个营长,在危急关头,临阵逃脱,在这无人指挥的万分危急情况下,我当时任指导员和政治教员,即带领几名原是红军营、连干部组成的手枪队,接过牺牲同志的步枪,带头跃上屋顶,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霎时,军队士气大振,在村头麦地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因敌我力量悬殊,又是平坦开阔地,一中队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我和几位同志也身负重伤,我被敌骑马刀砍向头部,血流如注,昏死在血泊中。在敌人撤退后,校部派人打扫战场时,摸摸我还有气息,才把我抢救回来。通过当地游击队员护送,连夜越过津浦路到宿县东部,把我交给游击队,由支队长周启邦负责把我安置在农民家里掩护养伤,区队长丁仰褀负责照顾我,确实感到了军民鱼水之情。3个月后,由游击队把我送回,当时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和师长彭雪枫也亲自前来迎回学校。不久召开了“五·三”战斗总结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大会表彰。
1941年10月,抗大四分校三期开始,我仍在一中队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1942年,全党相继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1944年春,学校中层干部集中整风学习,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期进行了审干,号召大家写自传,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交代自己的家庭成分、经历,我如实地讲了“七七事变”以前的上述历史,当时却引起了组织的怀疑,认为我是走的“改良主义”,由于所处战争环境,交通阻隔,我难以找到证明人。整风结束后,免去我的大队教导员职务,专任大队政治主任教员,我思想很苦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师部转移到淮安,校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把我的思想情况向师党委作了汇报,当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吴芝圃首长说,经研究,对杨致平同志不应怀疑,应予信任。1945年10月份,雪枫大学(原抗大四分校为纪念彭雪枫校长改名雪枫大学)和苏中公学在苏北宝应县界首镇合并成立“华中雪枫军政大学”,分配我在第四大队(营团干部)任教导员兼任政治主任教员。1946年春,解放战争开始,我军于苏北“七战七捷”后,学校的营、团干部建制取消了,我随三大队(校部)到山东临沂“华东军政大学”(雪枫大学与山东军大合并而成),任三大队训练处处长兼政治主任教员。3个月后,于8、9月份调任校政治部政教科长。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华东军政大学抽出营、团干部百余人由我带队到达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濮阳(三野总部所在地)休整,动员反攻。我被分配到第三野战军前卫(前线卫生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后科改为部)。我先后参加了开丰战役、济南战役、兖州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战斗。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是比较严格的,当时规定具备“258团”条件才能结婚,即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经组织政治审查批准才能结婚。1944年李韫(又名李凤英)还是一位十九岁的小姑娘,她从抗大苏中工学被选调到雪枫大学学习机要(后留任大队干事、政治部干事),时任抗大三大队指导员的刘步周的爱人是李韫的政治教员,经她介绍,就与李韫相识,彼此产生好感,不久刘步周调走,我就任三大队教导员,这样和李韫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也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1945年国民党军占领了扬州,泰州。这年冬,抗大三大队北撤至山东临沂。1946年春节在同志们的唆合下,我与不到20岁的李韫正式结婚。结婚仪式可简单了,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有一块大洋的津贴,只能买点日常卫生用品,结婚总要买点糖果散发一下吧,当时管后勤的科长主动拿出了自己的5块大洋给我们结婚用。这5块大洋,还是这位科长在延安大生产中,用自己出色的劳动成果积攒下来的,他无私地支援了我们。李韫只化了2块大洋买了些当地用山芋做成的糖果,作为喜糖散发给同志们。其余3块大洋未舍得花费,可是越舍不得越出问题,在一次行军途中,不慎掉到农民简易的茅坑大粪池中,千方百计才用铲子找出2块,后来我们还把这2块大洋送还给了这位好心的科长。回想起来,还真有趣,这真是难忘的结婚往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韫曾在三野卫生部政治部任干事,后曾调任学区党委组织部干事、白下区区委组织部干事、区妇联副主任、南工速中总支副书记、华东地震大队政治组组长、南京林学院林化系党总支部副书记、图书馆副馆长等职。1986年离休。
四、接管南京教育和科研单位党的组织工作
1949年8月,“三野”接管南京(当时为中央直辖市),由“三野”副司令员粟裕、政治部主任唐亮任南京市委书记。市委决定成立南京学区党委,当时任市委常委兼学区党委书记的邱一涵同志,商调我从上海来南京任学区党委组织部长,参加接管学区(包括大、中、小学和科研单位)党的组织工作。
在学区党委工作时, 学区党委下面的党员,绝大多数是解放前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工作者,这批党员对革命事业、对党组织有很高的热忱,文化水平比较高,有群众工作经验,工作中有独立地思考习惯。缺点是对党的组织原则没有进行过系统学习,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不深,这些都需要学区党委负起责任,对大批党员进行教育与培养。同时,因为地下党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工农出身的非常少。入党时候因为条件的限制,上下联系不太密切,入党的手续不够完备,如有的党员不知道他们的候补期与介绍人的姓名等。因此这些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经过重新调查,明确党龄或补办手续。如填表,举行转正等。另外,鉴于形势的发展,还需要发展一批新党员,以加强和巩固各方面的工作。那时建党任务十分繁重,要逐个讨论和审查。在邱一涵的领导下艰苦地开展工作。邱一涵要求我们虚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了解南京的地下党在地下时期的斗争情况,团结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
1950年夏,南京成立区委区政府机构,中小学由区管理,取消了学区党委,大学成立党委会。邱一涵同志调任市委组织部长,又把我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处任处长兼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叔平为书记)。
1950年7、8月间,根据南京市委工作安排,我参加了到金陵女子大学做吴贻芳的思想教育工作。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亦称金陵女子大学)都是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为了顺利收回教育主权,争取大批知识分子,回到人民的怀抱,为新中国服务,我受南京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的指示,要我依靠地下党和我曾在金陵大学学习过的关系,分工做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的思想教育工作,吴是基督徒,与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多有交往,且与宋美龄关系甚密,又是教会组织的头面人物,社会声望颇大,争取她的思想转变,将带动大批知识分子转变立场。我通过韩文藻(他是基督徒)和我一起接近吴贻芳,交朋友,喝茶聊天,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希望她能认清形势,转变资产阶级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为了保证她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我还和有关工作同志,晚上睡在离她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形影不离,这样的工作约持续3个月的时间,她的思想有了大的转变,在后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汇报会上,她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亲美、崇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教育也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在这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我国收回了金大和金女大教育主权,断绝了与美国教会的关系。1951年底,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金陵大学,改为公立,由人民政府接受。吴贻芳也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