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京工学院建校,任第一届党委副书记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7月，我被调至南京工学院，负责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任党总支书记、建院筹委委员。当时南京工学院全院有60名党员（教师党员仅10余名），成立了教师支部、职工支部、学生支部。
1953年1月，经省委组织批准,成立南京工学院第一届党委会，院长汪海粟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兼政治辅导处主任，协助汪海粟开展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方面工作。我所做的主要工作有：筹建院系两级党政机构，组建共青团、工会等组织，保证各项工作正常进行。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积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亲自登门拜访民主党派负责人、院系负责人和知名教授，和他们促膝谈心，这极大的密切了党群关系。我还十分重视青年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开设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配备得力干部加强团组织建设，建立团课制度，并结合形势和重大节日开展多样化的活动，有时我亲自为他们作政治报告。
在南京工学院工作三年，使我结识了许多干部和老师，并同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为以后到南京林学院工作，特别是南京林学院在新庄独立建院初期带来了很多方便，在建设新南林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六、南京林学院在新庄独立建院,创业维艰
1952年由南京大学（前中央大学）森林系和金陵大学森林系组成的南京林学院，教职工不足30人，力量单薄，曾一度在城内丁家桥与南京农学院在一起合署办公，一套组织机构、两块校牌。1955年4月，南京林学院决定在南京东郊太平门外锁金村新校址独立建院，并计划于学生于9月在新校址上课,时间太短促，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任务十分艰巨。
南京林学院的新建，领导干部急需配备，时任教育部领导的戴自俺得知我在南京，考虑我曾在金陵大学农专读过书，又学过农业知识，极力推荐我来南林担任领导。于是，1955年8月林业部党组商请江苏省委研究决定，由省委组织部长俞铭璜找我谈话说：“中央组织部、华东局研究决定，调你来负责组建南京林学院”，并说工作三年。当时我想着“南工”比起“南林”，不但规模大，工作生活条件也优越得多，何况南林又处在白手起家，艰苦建校之际，困难重重，思想有所顾虑。但那时我刚四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既然是党的需要、组织的信任，当然要服从党的安排。后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正式任命我来南林主持党的领导工作兼任行政副院长，与先期任命的我国著名树木学家、林学家郑万钧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投入繁重的建校工作。自此，我扎根南林工作近30年，直到1984年离休。
1.白手起家，艰苦建校
锁金村新校址，过去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武庄实习农场，大部分是一片稻、麦、棉农田和荆棘丛生，狼群出没的丘陵地，交通十分不便，住房更加困难。初迁出城，师生没有宿舍可住，教师暂住城内宿舍，1955年9月华中农学院林学系调整过来的教师暂在城内租赁民房住下。学生原住丁家桥两院宿舍的仍住在那里，工勤人员和职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出城住的，把工棚整修一下暂住，教学用房临时搭建草棚解决。同时又没有交通工具，师生往返全靠步行。为解决交通问题不得不商请农学院暂借一辆5顿重的卡车，改装成客车，直到1956年1月才开始使用。行政干部极少，科以上政工干部只有5人，管理科副科长还是从农学院临时借用的。校园内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雨天到处是烂泥，晴天两脚是黄土，每逢暴雨时节，校园内积水盈尺，学生在草棚上课，有时两脚还泡在水里。起初又无生活设施，教学、工作、生活都相当艰苦。当时，部分教职工和学生重思想波动比较大，在这样的艰苦的困难的情况下，党组织和行政积极开展工作，动员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师生情绪，全校出现了边建校边教学的团结建校的新局面。
2.扩大校园面积，重新确定校园总体规划
原武庄农场归南京林学院的土地约为350亩，新辟苗田170亩。1955年之前曾多次征用周边土地，如一块总共622亩，土地分5期陆续征用。第一期314亩，第二期37亩，第三期151亩，笫四期85亩，第五期35亩。这些土地远不能满足教学科研需要，郑万钧院长还主张建立一个一定规模的树木园作为教学基地，这样校园面积必须扩大。
我是1955年9月正式来南京林学院工作的，1955年10月成立了南京林学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郑万钧,副主任陈桂陞、李德毅,基建办公室主任仲天恽，开始重新确定校园总体规划，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林学为特点，建成森林公园式的校园。1956年我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争取并获上级批准，又征收周围大片土地。 1956年4月，我校与南京市玄武湖蔬菜生产合作社签订了征用土地协议，协议现定有二大块土地由南京林学院征用，第一块是位于新庄附近240亩，其范围东至和尚桥，通玄武湖大沟以西，西至环湖马路以东，南至三茅宫向东的水沟以北，北至沪宁线以南。第二块260亩，其征用范围是学校树木园东北、东南和以东山地，东至樱驼村，北至山脚水沟，南至徐达墓地内围与外围地埂。1956年7月，学校又与南京市燕子矶红光农业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征得土地79.9亩。具体征地事宜由实习林场场长贺文镕和副场长陈应时全权负责办理。经过多次大规模征用土地，使校园面积当时扩展至现在的林化所、天文仪器厂、锁金村、铁路北南汽等部分土地都为我校范围。大规模的征地，为学校今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我亲自邀请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南京工学院教授杨廷宝和他的助手齐康（现为院士，我校兼职教授）规划设计。该设计将全校分成教学区、实习工厂区、实习林场区、学生生活区、教职工住址区。周到地考虑了各教学大楼间合理的间距及大楼的座向，恰当地布置了教学区、住宅区与学生运动场之间的安排，校内南北干道与东西干道交织，各教学大楼群之间是一个宽阔的美丽的森林式的庭园，再根据实际需要，分期分批建设。学校大楼采用民族特色建筑风格，气派辉煌。教学楼在迅速建设，校园绿化工作也应该尽早进行。我认为作为一所林业高校，绿化应该大手笔、大气派，要有别于一般大学。于是在学校搬迁工作告一段落后， 1956年就成立了绿化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成员有郑万钧、马大浦、陈植、李德毅、叶培忠等专家教授，青年教师缪印华担任秘书。陈植我国著名的造园专家，叶培忠参加过中山陵建设，而且是中山植物园的创建人之一。人人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既热情又严肃，甚至还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对重大原则问题是完全一致的。第一，南京林学院的校园应该是植物园式的校园，除了观赏功能外还要有教学功能，把休憩与学习结合起来,植物种类必须尽可能多样。第二，所用苗木要按适地适树原则，先本地，先学校苗圃苗木，后外地外圃苗木和珍稀树种。第三,要依靠群众，人人种树，处处种树，尽快全面绿化校园。1956年教学区内林学、林化两栋大楼刚刚建成正在修筑，教学中心区四大绿化区尚未形成。1957年“反右”斗争中将陈植教授划为右派分子，主设计无人主持，这一年没有大的动作，真正大规模的绿化植树是在1957年冬、1958年春以及翌年的同一季节。1958年春天“大跃进”运动开始，社会上原有绿化祖国的口号，升级为香化、彩化、美化。基建办公室主任仲天恽代表学校到林场办公室向场长、书记宣布校园的绿化设计与施工全部交由林场负责。除了对校园要进行“四化外”，还要求在四栋大楼道路间的四大地块绿化，要各反映春夏秋冬一个季节,也就是说,某个地块要栽植某个季节开花的植物。任务之所以交给林场是因为劳动力和树苗都在林场，绿化小组的秘书缪印华因右派问题也被贬在林场劳动，要他主持设计是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缪印华接受任务后跑遍中山陵、植物园和各大高校校园，观摩学习，最后参照玄武湖梁洲雪松和园柏搭配形成主轴线排列的格式来布置全局，在精通植物分类学的贺文镕场长帮助下，花了两个星期时间画好了设计图。经过领导同意，于1958年春季，由林学系吴婷婷老师带领学生潘小兵，依据设计图按比例尺在地面放样，并插上写有树名的木牌以标定种植位置。最后由林场绿化队队长娄树田带领工人及下放在林场劳动的林学1957级，森保1958级学生60余人挖坑栽树。校园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植树持续了1958年和1959年两个春天基本完成。
五十年过去，昔日小苗,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郁郁苍苍、绿荫如盖，走进校园让人感受到宽阔的规模和博大的气势。每当我在校园中漫步,更深刻地体会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古谚，五十年前的辛苦，正是为了今天人们的幸福。毕业的校友们回到母校团聚，对校园绿化的感受更深，当年读书时路旁的小树如今已长成硕壮的大树，这正和他们自己一样，昔日一名稚嫰的青年，经过学校的培育，实践的风雨而成长为今日国家的栋梁。记得我们独立建校一周年时，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送来一件立轴作为贺礼，上书“树木树人”四个大字，其内涵是多么丰富，寓意是多么深刻啊!
校园绿化建设在组织实施中几多变更，是逐步完善建成的。1956年全校园内栽植乔灌木91科315属1000多种。这些树种是在建院前后陆续引进和培育起来的。种源来自全国各地和外国的，如亚洲、欧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有着“林学特点，森林公园式的美丽校园”，并成为树木学等课程的现场教学基地。
3.动用关系,加快校舍工程进度
学校虽然成立了基建委员会,但繁重的基建任务仍是我关注的重要工作。当时各方面条件差，基建材料都用骡马车运输，工效很低，为了加快基建速度，我利用我的老战友抗大师生关系，请求南京炮兵三团团长吴克彬(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三期学员、我的学生，后任南京大学教育长)驻马群部队的军车，无私支援学校运输材料任务，这些军人在帮助我们运输基建材料时，纪律严明，经常是连水都不喝一口就走了，叫我们很感激。经过上下一致的多方支援,共同奋斗，1955年建成面积7978平方米的教学用房，生活用房以及行政办公与福利附属用房；1956年又建成林学和林化大楼、一村宿舍5幢、二村宿舍4幢及锻工车间、学生饭厅及伙房、林场温室及办公室等，建筑面积共27510平方米。以后几年，林机、林工教学大楼以及图书馆、行政楼相继竣工。一所崭新的独立的高等学府屹立在美丽的玄武湖畔。
4.积极调配干部,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南京林学院独立建院初期干部十分缺乏，要干部搭架子是学校领导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据吴增才回忆，当时主要从三个方面引进干部：一是接受部队转业干部和军事学院干部家属，营、团级干部的分配担任学校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工作，排、连级的分配到相关部门做具体工作。他们有杨克忠任人事处处长、尹正斋任总务处处长、唐振忠任林学系党总支书记、黄慕新任林工系党总支书记、沉冰任党委宣传部长、宋宝贤任伙食科科长、徐辉任党委办公室秘书、芦亚生任党委组织部干事、胡奇任人事处学生科科员、夏从时任人事处干部科办事员。二是接受省委宣传部宣传文教干部训练班学员到学校工作，一共8人。他们是王瑞林在肃反办公室、臧昌国在总务处任助理秘书、高洪海在团委、须同芳在科研处任秘书、杨树荣在教务处任秘书、吴增才先在教务处生产实习科后到人事处、茅锦云在人事处任助理秘书、朱丽华任陈列室资料员后调小学工作。三是从招生委员会接受了一批未能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有邵孝洵，先在党委办公室，后1956年考入大学；郎佩琳，在基建办公室，后调出学校；张义鸿，林学系办公室工作，1956年考入大学；王先浦，先在化学组任实验员，后调出学校。曹静娟分配到制图教研组任实验员，后调出学校。另外，还接受了省有关部门分配来校工作的几名同志，从事学校的保卫工作。当时，殷宝善作为我的助手，在独立建校初期，人手紧张的情况下，为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1952年从华东干校到农林学院的，1955年农林学院分家后，他到南京林学院任团委书记,做青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组织青年开展各项活动，那时学校人手很紧，哪里忙他就到哪里去，在行政事务以及基建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党组织建设方面，为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必须首先建立党组织系统。1952年建院时，仅有3名党员。1955年出城建院时，省委指定我与李明华、仲天恽3人成立中共南京林学院党总支委员会，我任书记。1956年4月召开首届党员大会，我代表党总支作报告，回顾出城建院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民主选举新的总支委员会，我任书记。同年9月22日经江苏省委文教部批准学校正式建立党委，我任党委书记，巫运华任专职副书记。我与巫运华、李明华、杨克忠4人组成常委会。党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和宣传部，林学系和林工系分别成立党总支并分别建立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同时工会、青年团、学生会等群众性组织也相继建立。
在行政组织建设方面，1955年8月设院长办公室、教务处、人事科、马列主义教研室、总务处（下设财务科、设备科、伙食科、医务室），两系均成立系办公室、系务委员会。
随着干部的调配，组织机构相继建立、人员得到充实，从而保证了建校初期大量繁重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后勤工作的顺利开展。
5.采取措施,努力稳定师生情绪
新址建校，生活艰苦，部分师生思想产生波动，另外由于1955级和1956级入学的新生，指导性计划性较多，对学林没有正确认识，有的认为学林好像埋没了人才等等，这些想法如不及时、卓有成效的教育，对今后学习影响很大，不利于培养他们成为林业建设人才。当时，党委针对师生存在的思想问题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稳定师生情绪。首先抓思想教育，我负责总抓，党委副书记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党委宣传部负责制定计划并组织实施，由马列主义教研组、团委协助。除我亲自作政治报告外，还请刘顺元、陈光等省领导同志上党课，从根本上提高政治觉悟。同时，请国内林学家作《林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报告，还聘请来华支援新中国建设的苏联林学家多次来校讲学、作报告。这对大家提高学林认识帮助很大。很多同学逐步认识到献身新中国林业建设事业是崇高的事业，让“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是多么光荣艰巨的任务，何况职业没有贫贱之分,只有人才能使职业发出光彩。从事林业事业大有作为、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也大了。
在解决师生员工生活不便的问题上也积极引进小商店、理发室、菜场等一些服务设施，并开办了幼儿园、小学，初步解决了教职工的后顾之忧。团委、学生会积极组织开展文体活动，每周六放映电影，也活跃了文化娱乐生活。通过以上措施，师生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校出现了积极向上、齐心协力团结建校的大好局面。
6.聆听毛主席和周总理讲话,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中国知识分子经过“镇反”、“抗美援朝”、“三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我根据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抱着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态度,，使他们更好的为国家建设服务。1955年8月，第二次院系调整时我还派郝文荣同志前去武汉迎接华中农林学系的师生来院，亲自到安排在城内的住处看望、介绍情况，使他们感到很是亲切和温暖。1956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会议，我作为高校党委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讲话。毛主席在会上号召全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同他们的团结，把中国建设的更好。周总理强调说，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回校后，认真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组织干部学习，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政治上给予信任，工作上作了妥善的安排，生活上予以照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先后吸收了郑万钧、马大浦、徐宗岱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当年，先后在教师中发展了36名新党员，大大增强了党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力量。在工作上，一些教授分别担任了系和教研室的主任；生活上，为讲师以上的教师专辟了小食堂；对于住城内的教职工每日派车按时接送外，中午安排单身宿舍休息；生活困难的还给予临时补助；为著名的教授配备了助手等。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学习苏联教学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到1956年，已设置造林、森林经营、林产化工、木材工作等专业，成立教研组17个，选派教师、学生去苏联考察和进修，聘请苏联专家来讲学，组织教师学习俄语，翻译苏联教学资料，制定了各专业计划、编写教学大纲、完善教学环节、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整套的教学制度都已建立起来，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