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心下蜀林场建设
学校附属林场是林业学科的主要实习基地，森林生态、毛竹培育等科研项目都曾在林场进行。该场山地面积4800亩，分布在宁镇山脉的空青、武岐和钉耙岗一带，空青山海拔365米，大部分是低山丘陵，有杉木、山槐、毛竹、马尾松等树种多达千种。该场历史悠久，1925年建场，原是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实习林场，1937年成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实习农场。抗日战争期间，森林遭破坏，1946年恢复。1949年建国后改为南京农学院实习林场，1952年成为南京林学院实习林场。1956年一度交由句容林场管理，1960年收回，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学校“备战”基地，教职工在此参加劳动，1974年至1975年间成为的“社来社去”班工农兵学员上课的地点。由于过去领导体制变动较多，又因学科实验项目受到局限，所以投资很少、变化不大。粉碎“四人帮”后，我关注林场建设，扩大造林面积，从1979年至1983，造林面积每年保持50—100亩，成活率达80%以上，竹林面积比50年代扩大一倍多，同时由于马尾松长势不好，没有发展前途，根据专家意见，用生长良好的国外松代替马尾松，长势喜人、成绩显著。林场房舍由于年久失修，大都不能应用，再加上学生实习住宿需要，在我离休前，想方设法，多次向林业部求得些经费，兴建了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林场与当地农民过去有许多插花地段，林界有些混乱，时有林权纠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代初，我派田宝生同志与当地生产队进行林权划界工作，通过长达三个月的协商勘界打桩，终于使林权问题得以解决。
因下蜀林场在句容县境内，远离学校百余里，那时交通不便，学校工作繁忙，校领导不能及时处理林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林场与周围社队关系的问题。我考虑林场要搞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那时(几十年)，每年我都专门安排时间拜访句容县委领导同志和亭子公社书记，特别是每年的春节必去拜年，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希望他们对林场多加关照支持。我还利用教学计划中安排的学生公益劳动日子，组织学生前往林场周围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在秋冬季节，定期允许周围农民上山割草，但不准破坏林木，解决他们家庭的烧饭燃料的需要。这样就密切了周围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学校与农民的感情，有效地保护了学校的林木。
九、在“大跃进”和“文革”的日子里
在发动“大跃进”的前夕，1957年底至1958年初，学校开展了勤俭办学活动，值得一记。当时根据高教部的指示，结合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揭发批判铺张浪费现象，把“勤俭建国,勤俭办学”的方针作为整改工作的中心工作，林业部要求学校从组织机构、基本建设、教学设备三方面进行一次认真清查，同时要求在学生中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58年3月，学校成立了以郑万钧为委员的13人勤工俭学指导委员会。
学校人员进行大力缩减，院行政干部及教辅工勤人员从276人减至107人。在学生中实行勤工俭学与生产劳动想结合，培养学生艰苦朴素和劳动观点。考虑结合专业特点，林学系同学根据年级不同，参加了紫金山、茅山、溧水、老嘉山林场的造林、森林抚育和育苗劳动。东善桥林场的松毛虫防治。林学系学生结合植物学实习参加附近地区的植物调查，森工系学生参加了水库建设工程等劳动。
1959年还开展了清仓献宝、公物还家、废品回收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全院形成了反对铺张浪费、人人节约、精打细算的好风尚。过去在学生中那种饭后洗碗不关水龙头、任意水流的现象、吃馒头要剥皮的现象不见了。不浪费一张纸、一度电已成风尚。自运动开展以来，成批的积压物资被清理出来，收回了大批的公物，也收集了大批的废品，变废为宝。“勤俭建国,勤俭办学”的思想深入到每一个师生员工的心里。时至今日，虽然我们现在物资丰富得多，但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仍然应该大力提倡。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中央认为高校出现的一些问题，原因之一是高校党委领导不力，需要抽调一批干部担任高校的第一把手，加强党的领导。1958年2月，中央组织部调原林业部经营司长王心田来校担任党委书记，我降为副书记兼任副院长。我想，干部能上能下，我仍在职责范围内勤恳工作。
最使我感到伤痛的还是“大跃进”中的“反右倾”运动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我个人受到打击，党、国家和人民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1958年夏季，国家教育部在南京召开了农林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会后，主办者组织与会人员到河南参观学习。河南省在“大跃进”中所谓亩彦几千粮甚至万斤粮，在新闻媒体有有所报道。我们前往焦作、许昌、新乡等地参观大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看到的是在山坡上大量炼铁的小土高炉，在新乡参观人民公社，说亩产粮高产多少斤，我没有发言权，可亩产棉花竟说五、六百斤，我思想有所怀疑，因为我过去在中专校是学棉花专业的。
我参加革命后已20多年没有回家了，我利用这次参观的机会，顺便抽空回家看看。我在河南省洛阳市会见了洛阳市委书记孙竹泉同志，他与我谈起抗战前后的一些情况。他说，新安地下党组织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有关的地下人员也不幸被杀害等，谈到这些情况，不免心中十分难过。
回到我出生的家乡绍源镇，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亲人，心中既高兴又伤感，农村都集体化了，家中的铁锅之类都拿去炼铁了，自留地全部公社化了，两个妹妹都炼铁去了，也未能见上一面，母亲早已离家出走，不知死活，大伯病在床上，满腹牢骚。就眼看到、听到农村大办食堂、大炼钢铁运动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乡亲们一些不满的议论，对我这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触动很大。
我对“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出现的问题感到很为忧虑。回到学校后，作为一个党的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有义务，这也是党章明文规定的，向上级党的组织反映一些看到听到的群众议论，希望党能重视存在的问题，使大跃进健康的向前发展。于是，我向省委宣传部分管学校工作的部长作了思想汇报。谁知这一思想汇报，后来却给我带来严重后果。
当时的国内形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开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见诸于报端。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又错误地发动了对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大批干部党员遭到批判，不少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9月下旬，在宁高校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先党内后党外、层层动员，而我的思想汇报，作为右倾错误典型，公开点名批判达三个月之久，并于1960年撤消我的党委副书记职务，专任副院长。实际上我已靠边站，在党委工作中没有多少发言权。
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推动下，我院的教育大革命也是轰轰烈烈的开展着。根据江苏省委决定，1958年10月起，全校师生下放劳动锻炼一年，主要任务：一是使全体师生能够在农村受到生产劳动的锻炼、改造思想。二是吸收和总结生产经验，更好地提高和发展农业科学,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三是结合实际,逐步编写出适合我国情况的林业院校教科书。全校除林工系有5年制半工半读80人、代福建培训木工木化专修班60人、林学系老干部培训班34人，共174人留校照常教学外，其余全校1500名师生下放到苏、浙、闽、沪三省一市，分散在若干农村公社、大队、林场或工厂，与农民一道参加秋收秋种、深翻密植、育苗育种、采伐运输等生产劳动。
1958年8月中央确定了在1958年要生产1070万吨钢(比1957年翻一番)，全国掀起了大炼钢的热潮，全校从10月12日停止正常工作，投入大炼钢铁运动，拣废铁、拆旧铁门、铁床、旧锄头等作为原料，并盖起了小土高炉，日夜排班，领导督战。结果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在大办工厂方面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发展计划，要求在一年之内开办化肥厂、农药厂、砖瓦厂、沼气厂、细菌肥料厂、蘑菇养殖厂，并且当年投产。在林场生产计划中，也提出大叶白杨、泡桐、枫杨等树种3年成材，树高20公尺，胸径30公分，每公顷材積均达到2000立方米，主要措施是深翻施肥。这种违犯客观实际、违反树木自然生长规律的做法，当然不能实现。
在大干快上的思想指导下，学校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由1958年的7个专业猛增到1960年的17个专业，学生数由1957人增至3272人，而教师228人，仅净增30人。此时，上级要求发展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在教师很缺的情况下，我校还支援了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兄弟院校一些教师，包括袁同功、朱楫、周蓄源等教授。由于专业和学生增加过快，致使有的专业和课程没有教师上课，只好抽调高年级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后登上讲台，1960年又抽调200多名学生作为预备教师外出代培以解决师资问题。当时面对学校的教育革命，我的心情也是极为复杂的。
在这“大跃进”的后期，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至1961年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学校很多师生由于营养不良发生了浮肿病。学校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求林场生产一些副食品供应食堂，同时利用校园内一些空隙地分给教工，由他们自己种点蚕豆之类容易生长的作物，共度难关。
就全国而言，“当时许多地方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的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率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提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几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来希望快一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结果都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严重后果。“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巧、阿谀奉承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反右倾”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待纠正的问题重新发展起来。(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61年春中共中央调整了政策，提出“调正、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样“大跃进”运动才慢慢停下来，在下半年中央又下达了“高教十六条”，强调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教学秩序逐渐恢复起来。根据中央关于“专业设置应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生产建设的需要，也要考虑师资及设备条件，当前应更多的考虑可能条件”的指示精神，1961年3月、1962年3月和5月，林业部三次召开的林业院校会议上，相继撤销我院10个专业，仍保留原来的林业,森保、木工、林化、林机、采运七个专业，核定发展规模近期2000人，中期2500人。
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有七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同志平反。我的所谓的“右倾”错误在这一年也得到了平反，“右倾”帽子去掉，但仍保留“个人英雄主义”不实之词，直到1980年平反,恢复原职务。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各条战线正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斗争，广大党员被迫停业组织生活，学校教学活动也一律停止。学校陷入一片混乱。我被打成二号“走资派”，王心田同志被打成头号“走资派”，被关进“牛棚”，进入“劳改队”。受到大小批斗不计其数，身心受到莫大的折磨和摧残。这里我不想细述，以免过于伤心。给我罗织种种罪名，一是所谓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回顾我参加高校工作以来，都是按中央下达的文件和指示精神积极努力工作的。所谓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我难以理解。现在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已做出决议、下了结论。“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和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17年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二是所谓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向上级反映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为“右倾”错误，早已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和原职务。三是所谓“揪出大叛徒杨致平”,更是子虚乌有、栽赃陷害。他们把一个音同字不同，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张冠李戴，硬加在我的头上，把我过去参加战斗，为革命负伤，诬蔑成向敌人屈膝讨饶而被砍伤。“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白的说成黑的，革命的说成反革命的，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文革”中，造成不知多少冤假错案。
古语说：“人处逆境要坚韧,人处顺境要节制”，就是说，人处逆境的时候要振作起精神来，要坚持下去，不要为眼前的暂时的困难吓倒，人在顺利的时候更要谨慎、要能约束自己。在这些遭罪的日子里，我始终坚定党的信念和共产党主义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其他特殊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是我党一贯的宗旨。一个党员在受到冤屈甚至被打击的时候，也是对共产党员党性考验的时候，我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和为党奋斗的革命意志。当时，我坚信，虽然现在乌云密布，但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1972年我开始被解脱，从被楸斗到解脱长达7年之久。后一度调到江苏省农科院任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那时正赶上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这个运动也是伤害人最多的运动。很多单位人员被打成5.16分子，进行残酷批斗，造成严重后果。我坚持重证据、实事求是、不搞逼供信，决不乱打一气、乱打一通，决不冤枉一个好人。运动结束后，在农科院各种人员中，没有一个被打成“5.16”分子，没有给农科院留下政治上的后遗症，受到农科院干、群的爱戴和好评。
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社会进步可言，这期间出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长期的国内动乱，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恶果。“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令我十分欣喜的是，林彪的反党集团覆灭之后，1976年党又一举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从而结束了十年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新拨正了航向，向着四个现代化前进。改革开放20多年来，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法治国的轨道，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正为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奋斗，我也享受到离休后的安定和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