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据理力争上级支持,避免学校重大损失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全国刮起了一股高等农林院校下放搬迁风,说这些学校办在大城市不是见鬼吗?势不可挡。1964年学校经费也大大缩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处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不得不认真对待搬迁问题。党委研究派我与蔡春根同志三下西南地区勘察新校址,走过山山水水,包括云南的大理、丽江、下关、金殿、四川的西昌和方志敏的家乡。经过调查,都不具备办学条件,主要问题是交通不便、出进极不方便,又远离省委地委,不便于地方党委的领导,同时教学科研活动都受到局限,难以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各门学科的相互渗透,需要其他高校学科的密切联系,这些都难以做到。同时,大量的师生生活问题,单靠学校有限的经费都难以保证。把几次调查的情况都及时向林业部作了报告,学校的搬迁的问题因为一时的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也一直拖着。很多单位虎视眈眈,都看中了南林这块宝地,有的要建印刷厂,有的要在北大山建炮兵阵地……“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达到顶峰,学校搬迁问题又要提了出来,为了保住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费尽心思建成的学校,我日夜不安,教职工更不愿离开这个地方。在百思中,考虑南林不仅有生物学科,而更多的还有工科,包括林产工业、林产化学、林业机械等工科门类,并且占得比重很大,遂向林业部提出工科比例较大,应视为工科院校。在我被调往江苏农科院的前夕,我写了三封信分别给林业部副部长赵亚平、楼化逢和教育司副司长连子真3人,并由农林部教育司干事李某(具体名字记不清了)代交,结果得到了支持。在林业部的支持下,1972年4月9日,经江苏省革委会批准将南京林学院正式改名为“南京林产工业学院”,从而避免了一场搬迁灾难,学校的师资、设备、房屋建筑和校园土地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这为今后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恢复发展奠定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相对北京林学院而言,他们由于搬迁云南,辗转流徙、人心涣散、大批人员流失、仪器设备损失殆尽、校园被其他单位瓜分,甚至校园中心地带已被外单位兴建大楼,迁回北京后也无法收回,元气大伤、损失惨重。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以来,各单位都谋求新的发展,城市的土地尤为珍贵,考虑学校的校园土地,由于各种原因被外单位蚕食不少。我1979年调回校后,于80年代初向林业部申请20万元,搭建围墙,把树木园围了起来。以后有个科研单位打通省部门的领导的同意要在学校要块土地建研究所,找到王心田,王心田说:“我不管行政,去找杨致平”。后来某研究所领导打电话给我,我说:如果要学校土地问题,免谈,学校土地一寸也不能给。
1980年,南京林业学校经林业部批准复办,原在板仓村的校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部队占用,经多方努力,已经无法收回,无奈也需要林业部投资,重新选新校址建校,林校领导看中了学校树木园这块宝地,并征得林业部多名领导的同意,想在此建校。得知这一消息,我十分着急,我冒着顶撞上级领导的风险,赴北京找领导申述理由,如毁掉树木园不但取消教学科研基地,教学科研将受到大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两校挤在一起,今后都没有发展空间,且高校和中技校在一起将会产生众多矛盾,不但高校办不好,中技校也办不好。我一个一个的找林业部所有领导,甚至表示,我思想不通,除非撤我的职。领导见我态度坚决,也说得有理,终于使林业部打消这一决定,使南京林校另选了建校地址,从而避免了学校土地大面积损失。
1983年宁镇公路修建,按设计要求,必须通过南京林学院校园土地,将占用学校林地50亩,这不是个小面积,且占用的地方恰是林学一些重点的科研项目。为弥补学校这一重大损失,在多方努力特别在公路设计上是否可以稍加改动或少占用点学校土地的无望情况下,我又找到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汪冰石(解放战争时期相识,建立了友谊)谈情况、述理由,最后终于在靠近学校树木园旁边(现今的花园路所在部分)另拨50亩土地,给予了补偿。
十一、离休后的生活
1984年,中央要求我留任担任顾问一职,我多次请求获批准离休,1986年底彻底平反,恢复我正厅职,2000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几十年来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突然退下来,一时感到很不适应。当时我订了一个小计划,一是读书学习,二是外出参观,慢慢地也就适应下来。我想,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和组织纪律上绝对不能退休,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过去,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系统地学习党的知识,现在有了充裕的时间,有了静下心来学习的条件,我阅读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对中国革命认识更深刻了,更增进了我对党的感情。
革命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我党战胜错误,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是无数革命先烈和人民牺牲奋斗的结果。我时常回忆起过去和我一起战斗而牺牲的战友,心里就难过,我是幸存者,我们在享受今天幸福生活的时候,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
我还自己订阅了多份报纸,关心时事,无论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大事以及教育方面的,都是我阅读的主要内容。年龄大了,除戴老花镜外,还另备放大镜。退休20年来,没有间断过学习。2006年从北京寄来了副部长级以上领导干部阅读的书籍19大本,由于字体太小,不便阅读,我请同学定时给我阅读,越学越觉得心中开朗。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思想也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人虽然退休,但思想不能退休,感到读书学习,其乐无穷。我还支持老伴李韫上老年大学。这些年来她锲而不舍学习书法,参加了许多校内和校外的书法活动,生活也很充实,家庭也充满了快乐。
我还和老伴李韫外出参观,使退休生活更加充实,先后去了山西、河南、安徽等省,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欣欣向荣的气象和人民热火朝天的干劲,心中十分高兴。也看望了许多校友,更使我快乐和亲切。这些校友,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有的成为党政的领导干部,如我校林化系毕业校友支益民担任了山西省委副书记,林学系60届校友吴烈继担任了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周蜀生校友担任了安徽省林业厅厅长,有的校友扎根山区、林区,长期从事林业科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林学系63届毕业生朱鸿云校友,扎根山区35年,成为知名的猕猴桃专家。我为校友们作出的成绩而欢欣鼓舞,他们也深刻怀念母校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诲。他们经常给我寄贺卡,来校看望我,在交谈中,有的校友还回忆起,在母校学习生病期间,我亲自到宿舍看望他们的情景,我想对人的一点关怀,他们一生都是忘不了的。
我离休后,对学校的一草一木怀有感情,对学校的教育,就我所想,也提出一点不成熟的建议,没有其他目的,就是希望学校越办越好。校领导每逢过节来家看望我,听取意见,感到很欣慰。最使我感动的是江苏农科院,我在那里工作不过六、七年,尽管他们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每年春节都派人看望我,使我非常感动。
我常想,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来之不易的,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得来的,是千百万在刑场上、战场上和各种战斗岗位上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者,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同样,我们南林也是经过建院的艰苦奋斗而逐步建设发展起来的,也是无数教职员工用汗水浇灌起来的,一批老教授、老职工在那艰苦的条件下,在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收入低、工作忙,他们毫无怨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踏踏实实的工作,认认真真的教学,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建设人才,为南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天他们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的已是白鬓苍苍,疾病缠身,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没有过去打下的基础,就没有学校今天的顺利发展。
回顾我参加革命以来,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的。这里,我不得不记下邱一涵大姐(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爱人),她对我的影响和帮助最大,叫我终身难忘的。在我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都一度在邱一涵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她那高尚的人品、坚定的党的信念、踏实的工作作风,深深的影响着我,时隔半个多世纪,我还时常想起她、怀念她,叫我永远不能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