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钧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我校的老校长。回忆起郑老的点点滴滴，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时间长河里显现，触手可及。
从学生到同事的缘分
“郑老讲话比较慢，徐州人。”这是黄鹏成对郑老最初的记忆。1951年，黄鹏成考进了金陵大学，1952年，金大和南大农学院整合成立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黄鹏成成为南京林学院的首批学生，郑万钧是他们的副院长，并且任教他们的树木学。那是他与郑老缘分的开始。
1955年，学校搬迁到玄武湖畔，黄鹏成于当年毕业。很幸运的是，当年读书深造和参加工作都是分配制，他和另外一个女同学施兴华被分配为郑老的研究生。本来教研组连郑老只有3个老师。1956年5月，学校要大发展，招生多了，教师不够。应学校要求，黄鹏成成了助教。郑老给研究生教课，助教也一起听课。
“郑老是树木学专家，其他高校老师也来进修，北京林学院、湖南农学院、四川大学、东北林学院等高校老师，也一起学习。”黄鹏成说道。
两个糖块，一碗面条
1960年，郑老就开始着手主编树木学的教材，他把同事、同辈和后辈的林人组织起来，加上来进修的老师一起编教材。编著的《中国树木学》主要讲裸子植物，后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树种全是郑老在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全程鉴定的。
“1961、1962年是困难时期，粮食很紧张，国家定量供应。编教材常常晚上搞到十一二点钟，天寒地冻，大家饥肠辘辘，郑老就去买点水果糖，一人分两个吃吃。”黄鹏成讲着讲着笑了起来。没想到当时的艰苦随着时光的积淀，也可以化作记忆中的一件乐事。
1965年，以南林教研组人员为主的队伍开始编写《树木志》和《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当时，为了方便调研，郑老把全国分为东北区、西北区等6个区，参与编书的全是搞林业的人，来自林业院校或者生产单位。
70年代的一个冬天，黄鹏成随郑老在北京给《树木志》编图片。“那次我生病了，一早郑老就煮好面条，带上豆腐乳，从他的宿舍赶来探望我。郑老已经70多岁了，北京的冬天不是一般的冷。”黄鹏成讲到这里，语速尤为缓慢。
1976年7月，编书组决定利用暑假时间工作，编制《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地点放在北京林科院，郑万钧、马大浦等30多名全国各地的林业专家学者都去了，不料报道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唐山大地震。北京离唐山不远，震感明显，余震不断。为了安全，编书组又搬到南林继续工作，历时三四个月，到11月基本完工。该书的第一卷于1983年出版，遗憾的是，郑老于出版前几个月去世。
那时的郑老患有痛风，并经常发作，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郑老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斯人已去，精神犹存
郑老留学回来后做研究员，工作非常辛苦，常常去野外采标本。白天采标本，晚上压制标本，第二天又要换纸，每个标本起码2个星期天天换纸，工作量很大。
黄鹏成说：“郑老记得一两千种标本，还发现了不少新种。发表树木新属4个，新种100多个，其中不少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树种。其中有4个属，一百多个新种。郑老的识树能力特别强。他到普陀山，就发现那里鹅耳枥特别，研究后定名为普陀鹅耳枥；在安徽琅琊山醉翁亭旁边，发现那里的榆树特别，研究后遂定名为醉翁榆。现在，南林还长着郑老定名的普陀鹅耳枥、醉翁榆，在北大山上山入口那片竹林的路边。”黄鹏成如数家珍。
郑老吃苦耐劳、治学严谨、工作认真以及对同仁后辈的真切关怀令人深深感动。老一辈的中国林人树木树人，才有了美丽中国的碧水青山。
原文来源：《南京林业大学报》第717期
黄鹏成口述、吴竞成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