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众号推出我和南林的故事系列文章均摘自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穿越时空的记忆一一我和南林的故事》一书。
本书由南林校庆办公室和党委宣传部广泛征集校友回忆文章编撰而成。全书收集校友与在校师生文稿 110余篇，都是夫子之道，直抒胸怀，真实地记录了南林人的故事，展现了南林成长、变化、发展的风貌和师生之间真诚、朴实、纯粹的友情。
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那些年，那些事》，记述了校友们在南林读书工作期间那些难忘的事情，真实而且感人。第二辑《那些师，那些友》，讴歌了我国林业先驱者和坚守教学岗位的老师们献身林业，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高贵品质以及五湖四海学子的同窗情、舍友情 、师生情。第三辑《那份情，那份爱》，用炽热的情感，诗化的语言，抒发了南林人对学校的爱戴之情。
这是一部珍贵的南林校园的写真集，在瞬间能把我们带回到当年，仿佛这其中就有你和我的影子，你和我的故事，回忆无穷、回味不尽。记忆昨天，启发今天，开创明天。
——摘自张树泉《序》
那些师，那些友
尊师爱生高风亮节，言传身教终身受益
——忆导师郑万钧院士
向其柏
郑万钧院士是中国树木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我的导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郑老对我的谆谆教导使我受益终身。郑老一生高风亮节，尊师爱生，始终如一，令我十分敬佩。
崇敬师长荀子说：君子隆师而亲友。从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他去世，我所见到的郑老对师长都是十分尊敬的。每次在路上碰到原江苏农校的陈嵘、陈植先生，他总是先叫先生，主动问安。即使在文革之后，每当郑老来南京时，总是不忘去探访陈植老先生。1976年，郑老那时已年届72岁高龄，住在中国农科院红楼，当他得知中国蕨类植物专家秦仁昌院士腿有伤痛行动不便，非常担心，时常去探望。我曾陪同郑老乘公交车，然后步行至中关村去秦老家中探望。秦老比郑老年长6岁，是郑老的学长和老师，两人见面相互问候并交谈各自的近况，闲谈中我深知郑老对秦老极为关切，他们的情谊非常深厚。《吕氏春秋》中有句名言：君子之学，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郑老便是这样的君子。他尊师重道的美德不仅常流露于平时的言表之中，而且反映在其科技文献著作中。凡是郑老和其他老师一起联名发表的文章，郑老总是将老师的名字列在他的前面，不管本人的作用如何大，从未有例外，他对老师是绝对地尊重。作为植物学界的泰斗，郑老常用不同于常人的方法表达他对其老师的尊敬与怀念。在郑老发表的大量植物新种中，有许多都是用他的老师或师长的姓氏来命名的。例如为纪念老师钱崇澍教授的有钱氏钓樟（Lindera chienii)，钱氏水青冈（Fagus chienii)，钱氏柳（Salix chienii)。纪念胡先骕先生的有胡氏桢楠（Phoebe huii)，庐山葡萄（Vitis huii)，纪念秦仁昌先生的有硬壳桂（Cryptocarya chingii)，秦氏含笑（Michelia chingii)，纪念陈嵘先生的有陈氏旌节花（ Stachyurus chenii Cheng et Wu )。郑老对法国导师高森（ Prof. Gaussen ）的深深怀念，同样也反映在其不同时期发表的新植物种名中，如醉翁榆[Ulmus gaussenii Cheng（1939）],昆明柏[Sabina gaussenii（Cheng）Cheng （1961）]。郑老对高森一直念念不忘，不论是郑老在与我相处时的交谈或当我在法国学习时的通讯中，他总是称赞高森先生为人热情高尚，学识渊博，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师。自1939年以后，除了在战争或特殊年代，他常与高森保持通讯联系并致节日问候，直到高森先生去世。1981年，他在得知高森先生逝世（终年90岁）后，还亲自写信向法国的学长和师弟表示对老师的深深悼念。当时郑老自己的身体也极为衰落，常住医院，可见其心至诚。
关爱学生郑老不仅尊敬师长，也是一位非常重师生情谊的师长。他对学生十分关心和爱护。数十年来他教过的学生甚多，不少已成为有名的林学家或植物学家。如杨衔晋、朱济凡、徐永椿、冯宗炜、薛纪如、张若惠、傅立国、盛炜彤等。凡受过郑老教育的学生都对郑老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和蔼可亲，十分友善，对学生的缺点从不当面训斥，总是耐心开导。当学生遇到困难，他总是热情相助。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曾多次去北京协助郑老整理树木志的稿件，住在农科院招待所，那时郑老已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每次他都会抽出时间请外地来京看望他的学生们吃西餐或北京烤鸭等，席间闲谈近况，聊聊各自的科研进展，其乐融融，就好像一家人在聚餐，没有丝毫的拘束感。1961年，我考取了郑老的研究生。次年，郑老调至北京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我虽留在南京，却时常会得到他的关心、指导。1963~1964年上半年。我先后到北京作论文，在此期间，郑老精心指导我如何从事树木学的研究，亲自带我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告诉我如何查阅文献，如何查阅标本，并介绍我认识俞德浚、秦仁昌等植物学界的老前辈们，让我有问题或困难时可直接找他们请教。由于郑老平时会议很多工作甚忙，所以他还特意让他的儿子——年轻的植物学家郑斯绪协助指导我的论文工作。在周末或闲暇时，郑老时常要他的孙子到农科院招待所叫我去他家吃便饭，并闲谈一些学术问题，有时是谈论我的论文，有时是郑斯绪向郑老汇报他对桦木科、豆科的研究问题进展，以及植物研究所或国外的研究动态，每次这样的交流都使我获益匪浅。由于郑老的精心指导以及他家人的关心照顾，我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论文。1965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川滇黔地区科学考察，在此期间，我虽与郑老见面机会少了，但经常书信联系，他老人家总是有信必复，一直关心和指导着我的成长。自我毕业后，郑老虽然一直想再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这样我算是关门弟子了。1981年春天，我有机会去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植物所学习，从事五加科植物的分类研究。郑老经常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信，给我介绍他当年在法国学习的情况、经验，继续指导和鼓励我好好学习。这一切我都铭刻在心，成为我学习和工作的强大动力。郑老做事向来认真负责，事事亲历亲为，又因工作原因，常常只身在外考察调查，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1982年底，老人家因心肌梗塞更为严重了，不得不住院，动脉严重缺血，住进医院已有数月，并时有昏迷不醒的症状。作为他的学生，我却因人在异国不能回来探望，心中自然焦急万分。1983年7月22日，我从法国学成归来，一到北京我便立即与洪涛先生联系。洪先生告诉我，郑老近日神志比较清晰，我可以到医院探望。大约是23日下午，在洪先生的陪同下我去了医院。那天天气晴朗，郑老神志比较清晰，虽久卧病榻，但仍神采奕奕。见到我后，他非常高兴，拉着我问长问短：先问起我的学习情况，完成了些什么论文，后问起巴黎博物馆的近况，又谈到一些法国植物学家如他的导师高森，他的师弟们如：J.E Vidal 等人的情况。最后还特别关心《中国树木志》的编写工作，他希望我暂时不要回南京，留下来参加该书的编写，他已事先与南林大的党委书记朱济凡谈过，叫我不要有后顾之忧。那天我们聊了很多，我就像孩子见了父亲般地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事。为了不影响郑老休息，我才与洪先生一道向郑老告别，依依不舍地离开医院。谁也没有料到，两天后，我刚回到南京林大时，便传来噩耗：郑老已于1983年7月25日在北京仙逝。而那一次的见面竟成了我与郑老的诀别。如今回想起与郑老相处的点点滴滴，心中充满崇敬，又无限感伤，他尊师爱生、高风亮节，他坚持不懈为林业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像春风一样，熏陶着千万学子！
对学生的谆谆告诫郑老在培养林业建设人才上倾注了他满腔的心血，为了培养我们的严谨学风，他常常告诫我们：读书做研究工作，一要有事业心，热爱专业；二要专心学习，不甘落后，知难而进；三要虚心学习；四要有坚实的林学基础理论，要重视实践，掌握好外文。现在我们只有一丝不苟地按照他老人家的告诫去努力研究才是对郑老最大的回报。郑老在住院期间一直记挂着《中国树木志》的编辑工作，希望自己能多活几年，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希望还能完成三件事：一是参加编完树木志，二是促进林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和林业生产现代化长足进展，三是如果身体条件许可，再培养几名研究生。
今天可以告慰郑老的是，《中国树木志》这一巨著在您的学生们共同的努力下，历经近30年，终于在2004年胜利完成了，也算完成了您老人家的第一夙愿，您老人家可以放心了。郑老的高风亮节，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我于2004年荣获国际木犀属登录权威，在中国五加科等方面的研究中也取得喜人的成果，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郑老的教诲，郑老倾注的心血。现在，我已70多岁，身体还算硬朗，愿为实现郑老的遗愿，再奋斗，直至鞠躬尽瘁。
链接：郑万钧，著名林学家、树木分类学家、林业教育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在树木学方面有极深造诣，发表树木新属4个，新种100多个，其中不少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树种。40年代中期，他和胡先骕定名的水杉新种，被认为是世界植物学界重大发现之一。他一生著作甚丰，晚年主编的《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中国植物志》第七卷和《中国树木志》第一、二卷出版后，受到国内外林学界的赞誉。
（原载2011年11月30日《南京林业大学报》第1版）
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郑万钧先生
- 作者简介 -
向其柏，我校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江苏省植物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植物分类学家、五加科专家。2005年11月，担任木犀属植物品种国际登录中心主任，开始承担世界各地木犀属植物品种的登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