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社会建构中,纪念日是人们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记忆的一种时间符号，是人们形成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特别是“逢五逢十”的纪念日，更为人们所重视。今年12月28日是梁希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笔者特作此文，以表示敬意与缅怀！
梁希一生从林，其主要功绩集中体现在为祖国林业事业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在人们看来，梁希取得的成就，自然与其早年改习林科的决择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改习林科是梁希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凡研究梁希和有意深入了解梁希者，都希望弄清楚他改习林科的真正缘由。目前，关于该问题的答案存在着两种说法，但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因此，对梁希改习林科的缘由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以为人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梁希的生平事迹和弘扬梁希精神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拟从行为科学的视角对梁希改习林科的相关问题作如下分析和探讨：
一、关于梁希改习林科缘由现今说法的述评
在公开的文献中，有关梁希的个人经历介绍的最早文献，是发表于1948年第3卷第5期的《科学时代》上，由黎集撰写的“中国森林学导师梁希先生”一文，其中写道：“梁先生在民国前廿八年出生于浙江吴兴。……最初梁先生是由清廷以官费送到日本去学习海军的，但随后他决定弃军习农，转入东京帝国大学专门攻读森林。从日本回来，继而再赴德国，在萨克森省（Saxone）的森林学院研究了5年。”其中提到了梁希“学习海军”、“弃军习农”和“转入东京帝国大学专门攻读森林”等经历，没有涉及转学的时间和原因。
现有关于梁希改习林科原因的两种说法，是此后30多年和近50年才出现，笔者分别称之为“日本士官歧视之说”和“银杏树启发之说”。从出现的时间来看，前者先于后者。
“日本士官歧视之说”，首次出现是在1983年12月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梁希纪念集》的两篇文章中，分别为作者张楚宝和程跻云合写的“缅怀中国著名林学家梁希教授”一文和由张楚宝撰写的“梁希先生年谱”。在第一篇文中写道“他因不满学校（指士官学校）对中国学生的歧视，毅然退了学，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林科。”在“年谱”中记录为“1913年，三十岁。因不满日本士官学生歧视欺侮中国学生，改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攻读，这是梁老生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但凡提到梁希学林的原因，大多沿用此说。
“银杏树启发之说”首次出现于1997年，在中国林业出版社当年10月出版的著作《中国林业的杰出开拓者——梁希》中，作者先后描写道：“院落里生长株约300年树龄的银杏。梁希的父亲常叫孩子们到银杏树下读书练字。……梁希的父亲认为，银杏树体内有一种力，人借了这种力，就会灵智聪颖。或许，梁希对绿化的认识就是从这株银杏开始的。”“不知是故乡的老银杏在冥冥中召唤他，还是他在小的时候真的从老银杏那里借来了力量，1912年，梁希再次东渡扶桑，1913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攻读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梁希由武备救国到献身林业，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发生的重要转折。”此种说法出现以后，也被广泛采用，尤其是近年来出品的一些以讴歌梁希事迹的舞台话剧、音像视频等文艺作品中多有体现。
对于上述说法，笔者认为两种结论都不够准确，过于牵强。具述如下：
首先，“受日本士官歧视”与梁希“选习林科”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就梁希在士官学校“受歧视”一事而言，虽然在此前任何文献包括梁希自己文章中都没有涉及，但根据当时中国极端的落后的客观事实，华人学生在日本受到歧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可以认为，“受歧视”一事并非作者有意杜撰，也许就是事实。因为作者系亲聆过梁希教诲的学生，在过往的师生交流中得知该信息是极有可能的。
在认定“受歧视”事实存在的基础上，也很难证明在士官学校受到歧视是梁希转学林科的原因。从当时诸多实例看，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所学的学科或专业，除了林科以外还有其它多种学科可选择，如农科、医科、地质学等等。仅以当年先后在日本留学的梁希好友许璇和章鸿钊为例，许璇学的是农科，章鸿钊学的是地质。如此看来，学林并非当时梁希的唯一选择。换言之，即使他“因受歧视放弃学军”，也并不意味着“必然选择学林”。
虽然，不能说明“受歧视”与梁希“转学林”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不可否认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许“受歧视”是梁希放弃学军的主要原因，正是有了放弃，才有了重新选择的余地，也给选学林科创造了的机会。
导致出现这样的认识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梁希一生大部分经历都发生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在那个大部时间都处于战乱的年代，要留下一份完整的个人档案记录几无可能。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虽建立了档案制度，其中包括干部个人档案制度，但十年动乱的影响，又造成了不少资料的散失。因此，关于梁希的详细背景资料的缺失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如此说来，在刚刚恢复秩序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作者能将梁希年谱初步整理出来已实属不易。
其次，“银杏树启发之说”不具客观性。
“银杏树启发之说”是继“日本士官歧视之说”之后的出现又一种说法。提出这一观点的作者在作品中没有沿用此前说法，大概也是发现了“日本士官歧视之说”中逻辑关系上存在的局限。梁希选择学林是受老家屋前银杏树启发的这一说法，的确很有创意。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主观的构想，即使这一构想是建立在梁希老屋前客观地存在着一棵银杏树的基础上，也难以让人们完全相信它的合理性。因为，在梁希的所有文章中，没有发现他自己提及过老家银杏树的任何信息。自己没有说过，只能是后人强加于他的了。对于这种说法，用于文艺作品创作以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可以理解，但不可当作史实信息加以传播。
二、梁希当年“改习林科”的原因探析
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是人在意识指导下的、主动自觉的行为。而人的意识则是由意向和认知两大因素构成，因此，也可以说人的行为是意向和认知两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一理论出发，就梁希改习林科这一决定而言，应与梁希所持的一心救国的意向（即志向），及其在日学习期间受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思想、国内科学救国思潮等影响而形成的新认知有关。
（一）一心救国是梁希青年时期坚定的意向
意向是指人们对待或处理客观事物的行为倾向，是人发自内心的某种需求对外在环境做出的反应。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在人生价值追求和事业选择领域的意向，也就是个人的志向。
梁希早年的人生意向，就是“一心救国”的高远志向。他的这一志向从以下两方面得到体现：
一是，一介书生，弃文从武。梁希青少年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衰落，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年代。甲午战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腐败无能，以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等为处理方式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中华儿女的时代使命。作为热血青年，梁希积极投入到这场救国运动之中。1905年，22岁的梁希毅然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军事，以图通过强军实现救国的目标。
武备学堂是在洋务运动中，清廷仿照外国陆军学校办法建立的新式陆军学校。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武备学堂的建立正是当时强军的一项举措。近代第一所武备学堂是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奏设的天津武备学堂，之后清政府令各省添设武备学堂，各省均仿照天津武备学堂办法设立学堂，江南陆师学堂、浙江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等随之诞生，其中浙江武备学堂于1897年4月创立。武备学堂主要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及西洋行军新法等课及相关军事技能，以培养新的军事人才。
梁希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军事的救国道路选择，从两个侧面体现出梁希的远大志向和家国情怀：首先，他一介书生选择学军，说明他心系国运，志存高远。梁希天资聪颖，16岁就已成为秀才。科举制度被废以后，原来的秀才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之路已不存在。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条件已不复从前，也无力支撑梁希自费出国留学。但是，凭梁希的条件可以选择当个教师、起码也可以做个塾师。然而，他并不甘心于此，而是体认到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作为热血青年应有的担当，追求有更大的作为。其次，从处理“国”和“家”的关系来看，梁希当时22岁，已成家，且第一个孩子已于同年出生，在一般人看来，此时作为丈夫和孩子父亲，应以照顾家庭为要。如果在当地做个老师，既能发挥自己才华优势，也能照顾家庭。而梁希的选择则说明，此时在他心中“救国”比“顾家”更重要，或者说“家国同在，以国为先”，这是梁希的家国情怀的突出体现。
梁希早期这种一心救国的坚定意向的确立，可以认为，一方面应源自于其书香世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应与梁希自身的聪颖、悟性及其对当时社会环境的灵敏反应分不开。这一意向，对之后他人生道路上的每一重大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
二是，应邀作文，推崇革新。清宣统元年（1909年）梁希回乡参加好友吴兴权追悼会，并应邀撰写祭文。文辞中除了对好友的追思，同时也对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发表议论。据双林镇志记载：“在双林镇吴兴权追悼会上，梁叔五撰祭文，诵于肖像前，声泪俱下，听者感动。”祭文中有云:“视彼西邻，辈起伟人，每资学理，引任革新，奋始瘁终，移俗化民，不借权势，功成志伸。故夫一人任一国之责，而一夫力运万钧，岂吾国而独无?!”“吾侪俯仰时艰，似伤煨烬，纵不自菲，曷期猛进!呜呼!吾乡青年向学犹若踌躇，视学阶为朊仕，谬引重而推誉，而或惩新锢旧，其需其徐，嬉游岁月，饮博居诸，其父兄以游学费财为掷牝，以体育偶损为前车，隔绝风气，老成自居，加以巷议街谈，所恶疮瘠，说摭无稽，诋欺任臆，以忌成毁，以阿取媚。”文中大意是：西方国家伟人辈出，不断追求革新，移风易俗，教化人民，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难道我国就没有这样的杰出人才吗?进而，他对当时一些青年人在艰难的时势中随波逐流、自我禁锢、因循守旧、不求进取、嬉游岁月等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实际上是号召大家要善于学习，追求革新。文章不仅富有文采，其中更显现出作者梁希的高尚人生志向。
（二）“三大因素”促成了梁希的认知改变
与意向相对应，影响人的行为的又一重要因素是认知，它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过程和结果。笔者认为，在梁希转习林科问题上，有三大因素对其认知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是、孙中山和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对梁希认知的影响
梁希于1906年被资送日本留学，次年考入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在救国的认知上，此时梁希的思想认识似乎还停留在“武备救国”层次上。
早在梁希赴日之前的1905年，孙中山已在东京领导建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中国同盟会，并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宣传革命。1906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邀至日本，参加同盟会和担任《民报》主编，并于当年7月15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讲演，主张革命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同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也发表号召革命的演说。从梁希与同乡陈其美一同加入了同盟会一事上看，梁希自然对这些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并积极参与，无疑在其中了解了孙中山和章太炎等民主革命家的思想。通过对孙中山和章太炎的革命思想的接触和理解，应该说梁希深受启迪，进而改变了此前“武备救国”的认知，真正认识到“革命救国”才是更加重要的方向。可以认为，此时梁希已实现了他从“武备救国”到“革命救国”的认知转变。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希随即回国参加革命，就是这一认知转变后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另外，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在演说中讲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时，强调：“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极难。”……“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等等，这些思想让梁希开始认识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为后来学习林科以服务民生做了思想铺垫。
二是、国内“科学救国”思潮对梁希认知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发起自强运动，掀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甲午战争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使“科学救国”成为了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救国方案选择。维新思想家通过译书、办报等手段, 掀起了科学宣传活动：首先,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正如梁启超所说“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896年,上海创立了专门的出版机构——六先书局。该书局“专售格致、化学、天文舆地、医学、算学、声学、水学、光学、热学、气学、电学、兵学、矿学,一应新译新著洋务各国,无不搜集完备。” 其次, 创立学会, 推动科学知识的传播。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倡导和影响下, 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自然科学学会, 如1896年成立了以发展农业科技为宗旨的上海农学会等。据统计, 这一时期在全国创立的自然科学学会约有50多个。第三,创办报刊, 促进科学宣传。维新思想家特地创办专门性科学类报刊, 如《格致新报》《知新报》等。《知新报》“专译泰西农学、矿学、工艺、格致等报, 而以政事之报辅之。” 维新思想家对科学的深入宣传, 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在救亡图存中的重大作用,较为明确的“科学救国”主张应运而生。1902年,严复提出“以科学为艺, 则西艺实西政之本” , 即“科学”是国家发展的根本。1905年,康有为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 被认为是“科学救国”思想正式诞生的标志。作为一种较为明确的科学救国思想, 康有为对科学内涵与科学重要性作了阐释, 他认为科学包含应用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即“政律之周备, 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还提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具体途径, 主张将科学应用于实业,“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而生;而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学业为之。”此外,他还提出创办实业学校等方式提高国民的科学知识,以实现科学救国。
也许在梁希早期的思想认识中，武备救国似乎显得更加迫切，对科学救国的认知还未上升到一定高度。当他走出国门以后，看到日本当时各项科学技术之发达，同时又在与同时期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如许璇、章士钊、侯过等密切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也受他们的学科背景的影响，逐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之于救国的重要性。另据王希群等编著的梁希年谱中所记，梁希于1909年“8月入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农科学习。”这一事实，可能就是梁希在受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思想影响后，进而在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下作出的一个重大抉择。
三是、民国初年长江严重灾情对梁希认知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希回国参加革命，同时目睹的另一番国情应是促使梁希选择转向学习林科的主要动因。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一场特大水灾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其中江苏、安徽两省受灾最重。在江苏，大水灌入南京城，学堂停课，商店停市，米粮绝迹。安徽无为县更是化成一片汪洋，村落庐舍全被淹浸。无家可归的灾民或者蜷伏高地，或者麇聚小舟，渡江觅食者达数十万众。因饥饿难耐，灾区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境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土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清政府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担任筹办江皖赈务大臣，又派冯煦担任江皖查赈大臣，前往灾区查赈散赈。但是，由于国库空虚，赈款严重不足，更加以赈济效率低下，清政府在江皖的救灾收效甚微。
就在无数灾民苦苦挣扎于死亡线上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国元年（1912年）春，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依然严重。临时政府成立后，灾荒成为摆在革命党人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据《临时政府公报》第四十号记载：“窃维江皖两省为扬子江下游门户，连年水患频仍，偏灾时遇迨至去秋淫雨连绵，江潮暴发，箍江大岸冲决无算，上至皖南各府，下逮镇扬苏常，袤延千余里，淹没百余处，汪洋一片，遍地哀鸿。”为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孙中山大总统为正长、陆军总长黄兴为副长的“救灾义勇军”，以“专司挑筑扬子江下游被冲圩堤”。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正式致电各省军政府都督，令其裁撤军政分府。通告指出：“现战事已将告终，民政应设专员，军政应筹统一，军政分府多属无用，希贵都督酌量情形，将所属军政分府分别裁撤，以一事权。”梁希所在的军政分府随之撤销后，回到了家乡。梁希家乡地处受灾严重的长江下游太湖湖畔的湖州，每每长江发生灾情，家乡都难以避免。家乡的灾情和救灾义勇军的作为，梁希都看在眼里。但在梁希看来，眼下的救灾之举仅为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水患，真正缓解民生之苦，需要有更科学的方法。
除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科学救国的思想基础以外，实际上梁希在日本对有关科学知识已应有所了解，特别是在与好友许璇（东京帝国大学学农科）、候过（东京帝国大学学林科）等人交流中，对森林防止水灾的作用应该有所了解，但认识可能还不深入。面对此情此景，作为防止水灾的一种更科学的方法——培育森林和发展林业的重要性，在他的意识中才真正地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从而才深刻地意识到了林业科学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后来梁希发表的《民生问题与森林》《有关水土保持的营林工作》等文章中，都清楚地印证了他想法。
在当时日本和西方国家农林科学教育已经相当普遍实行的情况下，中国的农林科学教育还只是在少数学堂中开有为数不多的几门课程，特别是高等农林教育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对一心救国的梁希而言，为弥补我国林业科学极端落后的缺口，改学林业科学的念头也许就此而生。此时，在梁希看来，学习林科、振兴林业、防止水灾以缓解民生之苦，也是救国之道。也因此才有他再赴日本，开启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林科的历程。
三、梁希专攻森林利用与林产制造学的原因分析
关于梁希专攻森林利用和林产制造学，应是在他学习了林科一段时间之后，基于对林业科学知识体系的深入了解后才做出的决定。
当时日本林业科学教育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根据著名日本林学家本多静六在《森林效用论》一文中的有关介绍，他将林学定义为：“林学者，研究经营林业，使森林及其产物直接间接适于吾人之用之理论及方法之学也。……林学非一学科之学术而成一大学术系统，其中包括多数分科。”当时日本的林业教育分为预科和本科，预科的知识主要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地质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本科知识体系主要由三大科组成：森林生产学（包含造林学、森林保护学、森林利用学）；森林经营学（包含测树学、森林经理学、森林管理学）；林政学。此外还设有林学辅助学科，如财政学、法学大意、农学大意、工学大意等。从中可见，在该知识体系中，所说梁希专攻的森林利用学和林产制造学，属于“森林生产学”这一大科，且“林产制造学”应包含在“森林利用学”分支学科之中。
从梁希经历来看，他早年致力于救国的志向坚定，因此选择专攻森林利用学和林产制造学，应主要是其后来对于林科知识体系及其价值的认知有了新变化，从而促成了他在专业方向上做出这样的抉择。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梁希之前选择学习林科的目的来看，选习林科是为振兴林业、防止灾害、缓解民生之苦，以实现救国之志。也许当初他所理解的林科知识似乎主要是侧重于造林和森林保护，森林利用的因素考虑的较少。当他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意识到了森林生产学中的森林利用学的知识，对于森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在于森林的科学和合理利用，可以提高森林资源的利用率（节省原材料），从而减少对森林的采伐以达到保护森林资源的目的。因此，专攻森林利用学的目的与选习林科的初衷并不矛盾。
其次，从当时日本和西方的森林利用实际情况来看，森林利用技术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森林工业已较为发达。在当时的日本，木材加工领域已做到用松木和榉木生产电车、紫杉做铅笔、桦木做火柴、胡桃木做成飞机螺旋叶片等等；林产化工方面有树脂单宁制造、樟脑油的提取等等。这些生产技术与产品都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相信这些森林利用的实际状况，对于梁希的专业思想的形成是有启发作用的。
再次，从当时中西方比较来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已达到了相当水平，无疑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况，学习借鉴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才初步形成一种思潮，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尚处初级阶段，这意味着科学技术包括森林利用学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有着极大的需求。
此外，在当时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学习林科的人相对较少，且专攻森林利用学的更少。从当时早于梁希之前回国的林科留学生韩安、陈嵘、凌道扬等（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林学家）实际工作的后学术专长看，都主要集中在造林学、林业政策等方面，森林利用学方面的人才尚属空白。
因此，也许正是基于上述的分析，使梁希在森林利用学和林产制造学的学科价值的认识上有了新认知，并结合当时国情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才选择该专业领域作为主攻方向。
后来的事实说明，梁希选择主攻森林利用学和林产制造学是富有远见和正确的决定。在他后来长期从事的林业教育和林业科学实践中，不仅奠定中国林产化工学科基础，亲自培育了一批人才，还在桐油和樟脑油等林产制造技术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有效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对于梁希在学科建设上的贡献，著名林学家马大浦曾评价说：“先生自1916年起先后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的森林系任教三十余年，专授及其他森林工业等方面的课程，最后在中央大学森林系内将这方面的课程发展成为森林系的一个专业组——森林利用组，专门培养森林利用方面的学生，并在森林系内设立森林学研究所培养硕士研究生。我国大学森林系分组授课及设所培养研究生，均自先生任教中大时开始的。《森林利用学》及《林产制造学》这两门森林系必修课程，在解放前各大学森林系由早期很难开出，到后期能陆续开出，得力于先生谆谆教诲，积极培养人才，立功匪浅。也给解放后高等林业教育能够独立建院，扩充专业门类，特别是森工各专业建立了基础。”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此前关于梁希改习林科缘由的两种说法虽被广泛采用，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本文对于该问题分析的结论是：梁希当年改习林科的抉择，是由他早年一心救国的坚定志向，以及他后来受孙中山和章太炎革命思想、科学救国思想、民国初年长江灾情影响形成的新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可以这样认为，在影响梁希选择攻读林科的决策诸因素中：一心救国的坚定志向是这一行为选择的前提；孙中山和章太炎革命思想是该行为选择的重要思想基础；科学救国为该行为选择的指明了路径；目睹家乡的灾情是促使其行为选择的关键动因。至于专攻森林利用和林产制造学，主要是由于梁希本人在经过一段时间林科学习后，在对林科知识体系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基于森林利用学与当初选学林科目的一致性、以及国家社会发展对森林利用学的需要的综合判断后作出的选择。
